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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历史没有远去（3）
第二天上午，正在低头思考的李耘生突然听看守喊：站到窗前来！李耘生默默走到窗前，出乎他意料的一幕出现了，有个特务抱着他的儿子突然站在了窗前。李耘生大吃一惊后，立刻明白了敌人的险恶用心。为了不暴露自己，李耘生强抑感情扭过脸去，可眼尖的孩子早就看到了爸爸，他哭喊着，连声叫着：爸爸，爸爸！你怎么不要我了呀，怎么不要我了呀？小手用力伸了过来。
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让李耘生一阵心酸，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。立在窗前的刘麻子犹如捡到一只大元宝，狂笑起来：你这下还有什么可说的？
李耘生骂了一句卑鄙，把手伸到了铁窗外边。当他就要握到儿子小手的时候，刘麻子高喊道：抱走！抱着孩子的特务猛地后退一步，扭身就走，身后留下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喊。李耘生心如刀绞，头重重地撞向铁窗，鲜血从额头上冒了出来。
刘麻子对他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严刑拷打，每一次李耘生都被打得皮开肉绽。但任凭刘麻子使尽各种办法，也没能从李耘生牙缝里撬出半点有用的东西。
在狱中，李耘生给大家讲述列宁在1918年斗争的故事，讲说《共产党宣言》。他把《共产党宣言》里的每一个段落都进行了详细的讲解。当年的一位狱友后来回忆说：他被打得不能行走了，每次都是两个打手把他拖回来。但这人就像是铁打的，醒来也不叫一声苦！
1932年6月8日清晨，牢门哐的一声被打开，看守扯着嗓子喊叫李耘生。李耘生知道，最后的刻来临了。他脱下身上唯一一件毛衣，递给了一位身体虚弱的同志：天冷的时候，你穿上它。他整理了一下自己破烂的长衫——这件长衫还是第一次出狱时妻子亲手缝给他的，如今就要穿着它走向刑场了。他转过身来，对大家说：我拜托你们一件事，哪位将来有幸出去了，请告诉我的妻子章蕴同志，让她革命事业、养儿育女都不误，两副担子都要挑起来！
说完这番话，他和狱友一一握手告别，高声朗诵《共产党宣言》里的语句：“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废除一般的所有制，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！”神色从容地走出了监狱的大门。
囚车载着李耘生驶往雨花台。
雨花台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，风光旖旎，历史上本是帝王将相和文人墨客吟咏唱和之地，可自1927年始，却成了反动派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的刑场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，在这里牺牲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就有十万之众。雨花台的每一寸土地，每一块石头，都曾经被烈士的鲜血浸润过。
当李耘生倒在地上的时候，早晨初升的太阳洒落在雨花台，照在他渐渐失去温度的身体上。他胸口溢出的鲜血，流在了地上，形成了一汪血溪，在南京这个酷热的季节里，渐渐凝固了。
李耘生牺牲时，年仅二十七岁。
当章蕴从老家回到南京的时候，从一位同志口里得知，自己的丈夫李耘生，已经牺牲一个月有余了。这时，章蕴刚刚产下一女不久。
每当章蕴带着那本《共产党宣言》给工厂女工阅读的时候，她都泪光闪烁。很多女工都是在《共产党宣言》的影响下，成为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的。
1982年6月8日，在李耘生牺牲五十年后，七十七岁高龄的章蕴夜不能寐，起身含泪写下了一首“如梦令”：
回首雨花台畔，别语匆匆遗愿。五十易春秋，日日在肩“双担”。双担，双担，未敢白头言倦。回首雨花台畔，从此一家离散。遗腹女初生，千思万绪相伴。遗范，遗范，儿女受人称赞。
词中的“双担”，是来自李耘生的遗言——革命事业和养儿育女两副担子要双肩挑。一个月以后，在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，章蕴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。真是白头未敢言倦。
上文中，曾多次提到一个叫延伯真的人。在山东省早期革命斗争中，延伯真举足轻重，在很多方面，他还是一个标杆式的人物。他是青岛支部发展的第一个共产党员，山东广饶县的第一个共产党员，在广饶大王刘集创建了山东省第一个农村党支部。他比他的同乡刘子久和李耘生入党都要早。
大王镇的延集村，至今已有六百余年的历史。延集村的人虽世代耕种，可也很注重后代识文断字。清光绪三十三年前，就有村民开办私塾，后学堂大兴。如今，延集村的百年老校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。
延伯真家祖上重文，祖父在田里劳作的时候，也离不开满口之乎者也，可人到壮年才得到秀才称谓。老先生重文，但也知道在农村耕种意味着什么，所以他让两个儿子一耕一读。延伯真的父亲虽专事耕种，可并无怨言，他把读书的希望放在了儿子身上。
延伯真九岁入乡塾，老师就是他的伯父。延伯真少小淘气，经常逃学，他的伯父常率家人四处寻找，找到后以暴打处罚。可延伯真从没屈服过，因此得一绰号“犟驴”。辛亥革命刚刚结束，少年延伯真就剪掉了辫子，这惊世骇俗的举动，被村里的老人视为大逆不道。他的这种倔犟性格，为他以后的革命道路，涂抹了一笔悲剧色彩。
延伯真虽常逃学，可学习成绩很好，读书几乎过目不忘。1916年秋季，二十岁的延伯真考入了济南第一师范学校，后来王尽美也进了这所学校。
延伯真入学第一天，就给校长留下了坏印象。他在走廊里遇上了校长和老师，弯腰给老师行了礼，却把校长冷落了。校长很恼火，看着他的背影说：我这个校长他都不看在眼里，将来要碰壁的。延伯真后来在和领导相处中，恰恰就常犯这位校长所说的“毛病”。
五四运动爆发时，延伯真成了师范学校的活跃分子，带着一帮学生去市场上鼓动商人罢市。因为延伯真是带头的，枪打出头鸟，他被几个不明就里的商人暴揍了一顿。
当时，北洋军阀官兵为了防止学生闹事，派兵把守了学校大门。师生像潮水一般涌了过来，延伯真带头第一个冲出了大门，一个大兵上来就给了他一*，砸得他头破血流。延伯真毫不畏惧，抹一把血继续向前跑，一个骑警打马过来，把延伯真撞倒在地上，他一下晕了过去。要不是几个同学奋起全力保护，那飞起的大马蹄子就会落在他脑袋上。
延伯真号召力强，往往登高一呼，众人热烈响应。师范学校的校长冷眼看延伯真，就是匹脱了缰的野马，正好官兵四处抓他，就借口说让他回乡下避避风头。延伯真走后，学校给他记大过一次。在山东师范学校五年间，这是他第二次受过。
延伯真回到家乡后，并没有“安分守己”，他四处联络进步青年，在家乡一次次掀起抵制日货的热潮。同当时很多知识分子一样，延伯真开始也幻想着教育救国，教育强国。他在延集村推行新文化教育，用白话文给学生授课。村里的清朝遗老大骂他背叛祖宗，常有三三两两的守旧派到延伯真家谩骂。延伯真针锋相对，把一个老秀才气得直翻白眼。但不到半年时间，他开办的学堂就关门了。
延伯真一气之下，要离家出走。他对父亲说：好男儿不能三亩地一头牛，老婆孩子热炕头，我要出去寻找救国救民道路。
他的父亲直抹眼泪，叹着气对延伯真说：你老婆都没了，还老婆孩子热炕头呀？你走了，你的两个儿子怎么办？
父亲的话，让延伯真一时语塞。
延伯真十七岁的时候，父亲为了让他老老实实过日子，就给他娶了亲。等延伯真师范毕业，已经是两个儿子的爸爸了，大儿子八岁，小的四岁。
毕业这年，不幸接踵而至。延伯真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：这一年，我的家庭很不幸，先是死去了我的女人，不久我的母亲又死去。我的两个孩子，一个八岁，一个四岁。家中还有一个九岁的小弟弟。这时我的父亲已经五十五岁，靠他照顾三个小孩。
尽管这样，父亲还是没能挽留住延伯真，他对父亲说：大丈夫岂能把心思放在柴米油盐上！延伯真走的时候，正是漫天飞雪，两个儿子扑在雪地里哭叫着不让他走，大儿子紧紧搂住他的腰，小儿子紧紧抱着他的腿，延伯真一时动弹不得。雪花扑面，这个刚强的汉子泪水盈眶。
青岛是五四运动的*，它曾经一度站在了历史的前台。在青岛被归还的这年冬天，延伯真来到了这座海滨城市，与无数革命者一样，他在这里参加一场场的大罢工，经受了一场场血与火的洗礼。
济南师范学校有一位学监在青岛市任教育科长，看到延伯真，他很高兴。这位科长让延伯真到一所小学当了一名教员，他算是有了安身立命之地。
之后，延伯真遇上了同乡李郁廷。李郁廷是国民党的元老，非常看重延伯真的能力学识和为人，力荐延伯真加入了国民党。在国民党组织的一次活动中，一位年轻人引起了延伯真的注意：他个子不高，浓眉细眼，说起话来思维清晰，谈吐不凡。他先从马克思的《共产党宣言》谈起，又谈到了俄国革命。有个国民党员很是不屑，站起来说他信口雌黄，连连向他提问发难，这位年轻人面带微笑，一一还击，驳得对方哑口无言，丑态百出。
延伯真听得入迷，他觉得《共产党宣言》就是一本奇书，就是一个国家的希望所在；而这个年轻人是个神奇的人。
身边有人告诉他：这年轻人叫邓恩铭。
邓恩铭于1901年1月出生在贵州省荔波县一个水族家庭。邓家虽世代为农，可祖上也传下了行医之道，靠这一技之长，邓家勉强度日。邓恩铭的父亲邓国琮，膝下有六个子女，邓恩铭居中，上面有两姐，下面是两弟一妹。邓恩铭少小好学，头脑聪明，且懂事上进，深得家人喜爱，长辈邻里都称他为“老乖”。
1907年夏，六岁的邓恩铭入学。读书几日，就让教他的秀才拍手叫好，连呼孺子可教，并欣喜地预言：此子将来必成大器。
正当邓恩铭潜心读书的时候，国父孙中山的“驱逐鞑虏，恢复中华”的思想也传到了贵州，传到了大山深处的水乡。
1915年6月，讨伐袁世凯的运动震撼了中国，在遥远的大西南的贵州，本来就思想激进的邓恩铭坐不住了，他带领学生游行示威，开展抵制日货的斗争。
一次登台演讲时，他为了显示决心，当众脱下袜子说：我这袜子也是东洋货，是我亲戚送的，现在我烧了！言毕，点火当众焚烧。
回家路上，邓恩铭看到舅舅正和乡邻说话，刚要打招呼，却看到舅舅的头上戴着一顶东洋帽。他立时大怒，几个箭步冲过去，伸手摘下东洋帽掷在了地上。还没等舅舅反应过来，邓恩铭已经把帽子踩烂了。舅舅呆了，正要发火，邓恩铭已经先开了炮：现在国家动荡，日本帝国主义也向我们张开了血盆大口，你竟然好意思戴着东洋帽子四处招摇！
舅舅蒙了，张了张口，一句话也没能说出来。
1917年深秋的一天，邓恩铭早早起来打点行李，他马上就要到远方求学了。
邓恩铭的父亲邓国琮有一个弟弟，叫邓锦臣，出生后就过继给了无子的姑姑，改姓为黄，邓锦臣膝下一子名为黄泽沛，黄泽沛学业有成步入仕途，成了山东的一名知县。黄泽沛知道邓恩铭聪颖好学，就想好好培养一下这位堂弟，打算让邓恩铭来山东求学，一切开支都由自己包了。他为此专门写信告诉自己的家眷，来山东时一定把恩铭带来。
邓恩铭要走了，一家人冒着毛毛细雨出门相送。邓恩铭的母亲黄老秀不知山东离家乡有多远，但总觉得再远也不会远到哪里去。她颠着小脚跟在儿子身旁，边抹眼泪边嘱咐：孩子，记得常回家来看看呀，常回家来看看呀……邓恩铭渐行渐远，背影慢慢消失了，黄老秀还呆立雨中，久久望着儿子远去的方向。黄老秀怎么都没有想到，儿子一去就是十余年，直到她闭上眼睛，也没等到自己宠爱有加的“老乖”回来看她一眼。老人弥留之际说：母子连心，他是忙呀！要不，他怎么也会回来送我一程的……
邓恩铭到山东后，于1918年考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。一年以后，五四运动爆发，在组织学生运动的过程中，他结识了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王尽美。两位战友联手拉开了山东革命斗争的序幕。
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，邓恩铭是唯一的一名中学生，也是唯一的一名少数民族代表。在上海开会期间，与会代表每个人都收到了一本陈望道先生翻译的《共产党宣言》。邓恩铭翻了几页，就爱不释手。邓恩铭和王尽美住一个房间，*住在隔壁，两人常与*交流读《共产党宣言》的感想。
1923年4月，春回大地，在一个暖意浓浓的上午，青年邓恩铭来到青岛，他此行是来发展党组织的。当时，青岛有一份报纸，名为《胶澳日报》，邓恩铭在这家颇有影响的报社当了一名副刊编辑。他借用这块阵地，开始公开宣传《共产党宣言》。
延伯真到青岛的时候，邓恩铭其实也刚到不久。一天晚上，延伯真来到了邓恩铭的住处，一进门，就怔住了：他没想到邓恩铭竟然住在这样的环境里——房子低矮狭小，炕上没有褥子，上面只铺着半张残缺破烂的席子，墙角处一张小桌子，其中一条腿还剩下了半截，倚在墙上，好像随时都会倒下去。桌上的茶壶和杯子，没有一件是完整的，全都残缺不全。
邓恩铭看着延伯真惊讶的表情，笑了：穷到这地步，出乎你的意料吧？
延伯真点点头，也笑了。
邓恩铭说：我们是有理想、有信仰的乞丐。
他随手从炕头上拿起一本书摇晃了一下，接着说：我们的信仰来自这本书，就是上次我讲的《共产党宣言》。你拿去好好看看吧。
延伯真高兴地说：上次你演讲的时间虽然不长，可对我震动很大，如醍醐灌顶，可谓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
邓恩铭摇了摇手，笑着说：不是我讲得高明，是马克思先生有真知灼见。
延伯真说：我回去一定好好看看。
邓恩铭用力点了点头：世界之命运，中国之命运，都在这本《共产党宣言》里了！
青岛的初春，夜晚还是寒气逼人。两杯热水权当御寒饮品，两人谈兴愈来愈浓，直到东方破晓才依依惜别。
这以后，延伯真多次来邓恩铭住处交流读《共产党宣言》的心得，有时和邓恩铭争得面红耳赤。邓恩铭愈发喜欢和看重这个长他四岁的较真的人，开始尊称延伯真为“延兄”。
有的国民党员见延伯真和邓恩铭走得太近，就劝他说：邓恩铭是个双面人，你不要与他走得太近。
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让李耘生一阵心酸，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。立在窗前的刘麻子犹如捡到一只大元宝，狂笑起来：你这下还有什么可说的？
李耘生骂了一句卑鄙，把手伸到了铁窗外边。当他就要握到儿子小手的时候，刘麻子高喊道：抱走！抱着孩子的特务猛地后退一步，扭身就走，身后留下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喊。李耘生心如刀绞，头重重地撞向铁窗，鲜血从额头上冒了出来。
刘麻子对他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严刑拷打，每一次李耘生都被打得皮开肉绽。但任凭刘麻子使尽各种办法，也没能从李耘生牙缝里撬出半点有用的东西。
在狱中，李耘生给大家讲述列宁在1918年斗争的故事，讲说《共产党宣言》。他把《共产党宣言》里的每一个段落都进行了详细的讲解。当年的一位狱友后来回忆说：他被打得不能行走了，每次都是两个打手把他拖回来。但这人就像是铁打的，醒来也不叫一声苦！
1932年6月8日清晨，牢门哐的一声被打开，看守扯着嗓子喊叫李耘生。李耘生知道，最后的刻来临了。他脱下身上唯一一件毛衣，递给了一位身体虚弱的同志：天冷的时候，你穿上它。他整理了一下自己破烂的长衫——这件长衫还是第一次出狱时妻子亲手缝给他的，如今就要穿着它走向刑场了。他转过身来，对大家说：我拜托你们一件事，哪位将来有幸出去了，请告诉我的妻子章蕴同志，让她革命事业、养儿育女都不误，两副担子都要挑起来！
说完这番话，他和狱友一一握手告别，高声朗诵《共产党宣言》里的语句：“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废除一般的所有制，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！”神色从容地走出了监狱的大门。
囚车载着李耘生驶往雨花台。
雨花台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，风光旖旎，历史上本是帝王将相和文人墨客吟咏唱和之地，可自1927年始，却成了反动派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的刑场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，在这里牺牲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就有十万之众。雨花台的每一寸土地，每一块石头，都曾经被烈士的鲜血浸润过。
当李耘生倒在地上的时候，早晨初升的太阳洒落在雨花台，照在他渐渐失去温度的身体上。他胸口溢出的鲜血，流在了地上，形成了一汪血溪，在南京这个酷热的季节里，渐渐凝固了。
李耘生牺牲时，年仅二十七岁。
当章蕴从老家回到南京的时候，从一位同志口里得知，自己的丈夫李耘生，已经牺牲一个月有余了。这时，章蕴刚刚产下一女不久。
每当章蕴带着那本《共产党宣言》给工厂女工阅读的时候，她都泪光闪烁。很多女工都是在《共产党宣言》的影响下，成为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的。
1982年6月8日，在李耘生牺牲五十年后，七十七岁高龄的章蕴夜不能寐，起身含泪写下了一首“如梦令”：
回首雨花台畔，别语匆匆遗愿。五十易春秋，日日在肩“双担”。双担，双担，未敢白头言倦。回首雨花台畔，从此一家离散。遗腹女初生，千思万绪相伴。遗范，遗范，儿女受人称赞。
词中的“双担”，是来自李耘生的遗言——革命事业和养儿育女两副担子要双肩挑。一个月以后，在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，章蕴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。真是白头未敢言倦。
上文中，曾多次提到一个叫延伯真的人。在山东省早期革命斗争中，延伯真举足轻重，在很多方面，他还是一个标杆式的人物。他是青岛支部发展的第一个共产党员，山东广饶县的第一个共产党员，在广饶大王刘集创建了山东省第一个农村党支部。他比他的同乡刘子久和李耘生入党都要早。
大王镇的延集村，至今已有六百余年的历史。延集村的人虽世代耕种，可也很注重后代识文断字。清光绪三十三年前，就有村民开办私塾，后学堂大兴。如今，延集村的百年老校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。
延伯真家祖上重文，祖父在田里劳作的时候，也离不开满口之乎者也，可人到壮年才得到秀才称谓。老先生重文，但也知道在农村耕种意味着什么，所以他让两个儿子一耕一读。延伯真的父亲虽专事耕种，可并无怨言，他把读书的希望放在了儿子身上。
延伯真九岁入乡塾，老师就是他的伯父。延伯真少小淘气，经常逃学，他的伯父常率家人四处寻找，找到后以暴打处罚。可延伯真从没屈服过，因此得一绰号“犟驴”。辛亥革命刚刚结束，少年延伯真就剪掉了辫子，这惊世骇俗的举动，被村里的老人视为大逆不道。他的这种倔犟性格，为他以后的革命道路，涂抹了一笔悲剧色彩。
延伯真虽常逃学，可学习成绩很好，读书几乎过目不忘。1916年秋季，二十岁的延伯真考入了济南第一师范学校，后来王尽美也进了这所学校。
延伯真入学第一天，就给校长留下了坏印象。他在走廊里遇上了校长和老师，弯腰给老师行了礼，却把校长冷落了。校长很恼火，看着他的背影说：我这个校长他都不看在眼里，将来要碰壁的。延伯真后来在和领导相处中，恰恰就常犯这位校长所说的“毛病”。
五四运动爆发时，延伯真成了师范学校的活跃分子，带着一帮学生去市场上鼓动商人罢市。因为延伯真是带头的，枪打出头鸟，他被几个不明就里的商人暴揍了一顿。
当时，北洋军阀官兵为了防止学生闹事，派兵把守了学校大门。师生像潮水一般涌了过来，延伯真带头第一个冲出了大门，一个大兵上来就给了他一*，砸得他头破血流。延伯真毫不畏惧，抹一把血继续向前跑，一个骑警打马过来，把延伯真撞倒在地上，他一下晕了过去。要不是几个同学奋起全力保护，那飞起的大马蹄子就会落在他脑袋上。
延伯真号召力强，往往登高一呼，众人热烈响应。师范学校的校长冷眼看延伯真，就是匹脱了缰的野马，正好官兵四处抓他，就借口说让他回乡下避避风头。延伯真走后，学校给他记大过一次。在山东师范学校五年间，这是他第二次受过。
延伯真回到家乡后，并没有“安分守己”，他四处联络进步青年，在家乡一次次掀起抵制日货的热潮。同当时很多知识分子一样，延伯真开始也幻想着教育救国，教育强国。他在延集村推行新文化教育，用白话文给学生授课。村里的清朝遗老大骂他背叛祖宗，常有三三两两的守旧派到延伯真家谩骂。延伯真针锋相对，把一个老秀才气得直翻白眼。但不到半年时间，他开办的学堂就关门了。
延伯真一气之下，要离家出走。他对父亲说：好男儿不能三亩地一头牛，老婆孩子热炕头，我要出去寻找救国救民道路。
他的父亲直抹眼泪，叹着气对延伯真说：你老婆都没了，还老婆孩子热炕头呀？你走了，你的两个儿子怎么办？
父亲的话，让延伯真一时语塞。
延伯真十七岁的时候，父亲为了让他老老实实过日子，就给他娶了亲。等延伯真师范毕业，已经是两个儿子的爸爸了，大儿子八岁，小的四岁。
毕业这年，不幸接踵而至。延伯真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：这一年，我的家庭很不幸，先是死去了我的女人，不久我的母亲又死去。我的两个孩子，一个八岁，一个四岁。家中还有一个九岁的小弟弟。这时我的父亲已经五十五岁，靠他照顾三个小孩。
尽管这样，父亲还是没能挽留住延伯真，他对父亲说：大丈夫岂能把心思放在柴米油盐上！延伯真走的时候，正是漫天飞雪，两个儿子扑在雪地里哭叫着不让他走，大儿子紧紧搂住他的腰，小儿子紧紧抱着他的腿，延伯真一时动弹不得。雪花扑面，这个刚强的汉子泪水盈眶。
青岛是五四运动的*，它曾经一度站在了历史的前台。在青岛被归还的这年冬天，延伯真来到了这座海滨城市，与无数革命者一样，他在这里参加一场场的大罢工，经受了一场场血与火的洗礼。
济南师范学校有一位学监在青岛市任教育科长，看到延伯真，他很高兴。这位科长让延伯真到一所小学当了一名教员，他算是有了安身立命之地。
之后，延伯真遇上了同乡李郁廷。李郁廷是国民党的元老，非常看重延伯真的能力学识和为人，力荐延伯真加入了国民党。在国民党组织的一次活动中，一位年轻人引起了延伯真的注意：他个子不高，浓眉细眼，说起话来思维清晰，谈吐不凡。他先从马克思的《共产党宣言》谈起，又谈到了俄国革命。有个国民党员很是不屑，站起来说他信口雌黄，连连向他提问发难，这位年轻人面带微笑，一一还击，驳得对方哑口无言，丑态百出。
延伯真听得入迷，他觉得《共产党宣言》就是一本奇书，就是一个国家的希望所在；而这个年轻人是个神奇的人。
身边有人告诉他：这年轻人叫邓恩铭。
邓恩铭于1901年1月出生在贵州省荔波县一个水族家庭。邓家虽世代为农，可祖上也传下了行医之道，靠这一技之长，邓家勉强度日。邓恩铭的父亲邓国琮，膝下有六个子女，邓恩铭居中，上面有两姐，下面是两弟一妹。邓恩铭少小好学，头脑聪明，且懂事上进，深得家人喜爱，长辈邻里都称他为“老乖”。
1907年夏，六岁的邓恩铭入学。读书几日，就让教他的秀才拍手叫好，连呼孺子可教，并欣喜地预言：此子将来必成大器。
正当邓恩铭潜心读书的时候，国父孙中山的“驱逐鞑虏，恢复中华”的思想也传到了贵州，传到了大山深处的水乡。
1915年6月，讨伐袁世凯的运动震撼了中国，在遥远的大西南的贵州，本来就思想激进的邓恩铭坐不住了，他带领学生游行示威，开展抵制日货的斗争。
一次登台演讲时，他为了显示决心，当众脱下袜子说：我这袜子也是东洋货，是我亲戚送的，现在我烧了！言毕，点火当众焚烧。
回家路上，邓恩铭看到舅舅正和乡邻说话，刚要打招呼，却看到舅舅的头上戴着一顶东洋帽。他立时大怒，几个箭步冲过去，伸手摘下东洋帽掷在了地上。还没等舅舅反应过来，邓恩铭已经把帽子踩烂了。舅舅呆了，正要发火，邓恩铭已经先开了炮：现在国家动荡，日本帝国主义也向我们张开了血盆大口，你竟然好意思戴着东洋帽子四处招摇！
舅舅蒙了，张了张口，一句话也没能说出来。
1917年深秋的一天，邓恩铭早早起来打点行李，他马上就要到远方求学了。
邓恩铭的父亲邓国琮有一个弟弟，叫邓锦臣，出生后就过继给了无子的姑姑，改姓为黄，邓锦臣膝下一子名为黄泽沛，黄泽沛学业有成步入仕途，成了山东的一名知县。黄泽沛知道邓恩铭聪颖好学，就想好好培养一下这位堂弟，打算让邓恩铭来山东求学，一切开支都由自己包了。他为此专门写信告诉自己的家眷，来山东时一定把恩铭带来。
邓恩铭要走了，一家人冒着毛毛细雨出门相送。邓恩铭的母亲黄老秀不知山东离家乡有多远，但总觉得再远也不会远到哪里去。她颠着小脚跟在儿子身旁，边抹眼泪边嘱咐：孩子，记得常回家来看看呀，常回家来看看呀……邓恩铭渐行渐远，背影慢慢消失了，黄老秀还呆立雨中，久久望着儿子远去的方向。黄老秀怎么都没有想到，儿子一去就是十余年，直到她闭上眼睛，也没等到自己宠爱有加的“老乖”回来看她一眼。老人弥留之际说：母子连心，他是忙呀！要不，他怎么也会回来送我一程的……
邓恩铭到山东后，于1918年考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。一年以后，五四运动爆发，在组织学生运动的过程中，他结识了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王尽美。两位战友联手拉开了山东革命斗争的序幕。
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，邓恩铭是唯一的一名中学生，也是唯一的一名少数民族代表。在上海开会期间，与会代表每个人都收到了一本陈望道先生翻译的《共产党宣言》。邓恩铭翻了几页，就爱不释手。邓恩铭和王尽美住一个房间，*住在隔壁，两人常与*交流读《共产党宣言》的感想。
1923年4月，春回大地，在一个暖意浓浓的上午，青年邓恩铭来到青岛，他此行是来发展党组织的。当时，青岛有一份报纸，名为《胶澳日报》，邓恩铭在这家颇有影响的报社当了一名副刊编辑。他借用这块阵地，开始公开宣传《共产党宣言》。
延伯真到青岛的时候，邓恩铭其实也刚到不久。一天晚上，延伯真来到了邓恩铭的住处，一进门，就怔住了：他没想到邓恩铭竟然住在这样的环境里——房子低矮狭小，炕上没有褥子，上面只铺着半张残缺破烂的席子，墙角处一张小桌子，其中一条腿还剩下了半截，倚在墙上，好像随时都会倒下去。桌上的茶壶和杯子，没有一件是完整的，全都残缺不全。
邓恩铭看着延伯真惊讶的表情，笑了：穷到这地步，出乎你的意料吧？
延伯真点点头，也笑了。
邓恩铭说：我们是有理想、有信仰的乞丐。
他随手从炕头上拿起一本书摇晃了一下，接着说：我们的信仰来自这本书，就是上次我讲的《共产党宣言》。你拿去好好看看吧。
延伯真高兴地说：上次你演讲的时间虽然不长，可对我震动很大，如醍醐灌顶，可谓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
邓恩铭摇了摇手，笑着说：不是我讲得高明，是马克思先生有真知灼见。
延伯真说：我回去一定好好看看。
邓恩铭用力点了点头：世界之命运，中国之命运，都在这本《共产党宣言》里了！
青岛的初春，夜晚还是寒气逼人。两杯热水权当御寒饮品，两人谈兴愈来愈浓，直到东方破晓才依依惜别。
这以后，延伯真多次来邓恩铭住处交流读《共产党宣言》的心得，有时和邓恩铭争得面红耳赤。邓恩铭愈发喜欢和看重这个长他四岁的较真的人，开始尊称延伯真为“延兄”。
有的国民党员见延伯真和邓恩铭走得太近，就劝他说：邓恩铭是个双面人，你不要与他走得太近。